发动机都有了，制导可就不能不加快解决，打得太远，漫天飞舞，炸着自己人就不好了。

在基地深处一间高度保密的会议室内，桌上铺满了写满复杂公式的草稿纸和简易的图纸。

来自欧洲、美洲的专家们，与“东山”本土的技术骨干围坐在一起，争论得面红耳赤。

“不行！绝对不行！”一位头发花白的德国弹道学专家，卡尔·施耐德博士，用力敲着桌子，

“没有有效的末端制导，仅仅依靠增加射程和齐射数量，本质上还是覆盖式轰炸，精度太差，浪费宝贵的弹药，这不符合效率原则！”

他对面，来自美国的年轻机械工程师汤姆，则不以为然地耸耸肩：

“施耐德博士，我理解您对精度的追求，但在现阶段，搞复杂的制导系统不现实！

我们连稳定的陀螺仪小型化都还没完全解决。

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提升火箭弹的动力和稳定性，确保它们能按照预定弹道飞得更远，更集中，先用数量淹没敌人！”

“淹没？那是野蛮人的打法！”施耐德博士气得胡子翘了起来，

“科学的目的是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成果，我们必须寻找智慧的解决方案！”

会议陷入了僵局。

双方各执一词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
本土的工程师们则大多沉默着，努力消化着这些外来专家的思路，试图找到一条可行的中间道路。

主持会议的柯明义揉了揉眉心，这种场面在过去几个月里屡见不鲜。

不同学术背景、不同思维模式的碰撞，既是灵感的源泉，也常常是效率的杀手。

他看向坐在角落，一直没怎么说话的苏联专家小组负责人，伊万·彼得罗维奇。

彼得罗维奇是年前通过秘密渠道抵达的，带来了苏联在火箭技术方面的一些经验和设想。

“彼得罗维奇同志，”柯明义点了他的名，“您有什么看法，听说你们在远东也有一些类似的试验？”

彼得罗维奇吸了一口浓烈的莫合烟，用带着口音的中文缓缓说道：

“柯明义同志，施耐德博士追求精度，汤姆同志强调实用，都有道理。

但我们或许可以换个思路，为什么不试试‘惯性辅助’加上‘简易弹道修正’呢？”

他的话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。

“请详细说说。”柯明义身体前倾。

“完全的制导我们做不到，”彼得罗维奇在纸上画了一个简单的示意图，

“但我们是否可以在火箭弹发射前，通过精确计算射表，设定一个基准弹道？